2020年，41岁的王女士（化名）被确诊为滤泡性淋巴瘤3A级、Ⅳ期，并伴骨髓受累。一线治疗曾让病灶明显缓解，但很快再度进展。此后几年，临床试验、靶向与免疫联合治疗、化疗、抗体治疗、放疗以及多次CAR-T治疗轮番上阵，疾病却总在短暂退却后卷土重来。

2025年，几乎被反复治疗耗尽体力与信心的她来到北京高博博仁医院张亚晶主任团队。接下来的路依然坎坷：自体CAR-T未能有效扩增，通用型CAR-T的作用未能持续，脾脏和血象成为治疗瓶颈，CD22 CAR-T也只出现短暂扩增，肿瘤靶点还在治疗中不断变化。但每当一条路走窄，团队都会重新审视病情和患者当下的身体条件，寻找新的切入点；而在每一次调整背后，一句“要挺住”、一只寓意“转阴呀”的“转樱鸭”，也不断托住她几近耗尽的信心。

如今，王女士仍在接受治疗和动态观察。这不是一个提前宣布胜利的故事，而是一场关于坚持、信任与不断寻找下一种可能的持久战。

（张亚晶主任查房时的温暖瞬间）

1、第一次以为熬过去了，疾病却很快回来

我是东北人，二十多岁去了成都，在那里安家、工作。生病前，我在药厂做财务，日子谈不上多精彩，但稳定、踏实。2020年夏天，我连续几天腹痛，后来又发起高烧，实在扛不住才去了医院。

B超、CT、PET-CT、病理活检，一项项检查做下来，最后的诊断是滤泡性淋巴瘤3A级、Ⅳ期，还累及了骨髓。那一年我41岁。拿到结果时，说不崩溃是假的。我不停在网上搜索，看到有人说淋巴瘤治疗手段比较多，就安慰自己：既然有药可用，就先治起来。人走到难处，总得替自己找一点能撑下去的理由。

确诊后，我接受了6个疗程的R-CHOP治疗，之后又做了两次利妥昔单抗维持。前几个疗程效果不错，复查时病灶明显缓解。我以为这场病虽然凶，但咬咬牙也许就过去了。没想到全部治疗结束后不久，新发淋巴结又出现了，骨髓也再次查到异常，疾病进展。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明白：这条路可能不是熬过几次治疗就能结束，而是一场不知道要打多久的持久战。

一线治疗失败后，我参加过临床试验，一个疗程后评估仍然进展；后来换成靶向药联合方案，一度达到部分缓解，却始终没能把病情稳稳按住。接下来的两年多，我又接受过不同机制的靶向、免疫联合治疗、化疗、抗体偶联药物治疗和脾脏放疗。有的方案刚开始似乎有效，过一段时间肿瘤又往上走；有的方案才做一两个疗程，检查就告诉我不行。

每换一次方案，我都会偷偷给自己打气：也许这次就是对的。可一次次等来的，往往还是“再调整”。希望刚燃起来，又被复查结果浇灭。这样的反复，比一次性听到坏消息更折磨人。

2、三次CAR-T之后，我几乎不敢再期待“这一次”

2023年，病情再次明显进展。病友向我推荐了CAR-T治疗，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去了北京。评估后发现，我的T细胞状态不理想，无法按原计划制备自体CAR-T，只能接受通用型CD19 CAR-T。

第一次回输后的反应很重，持续高热，还出现呼吸困难等情况。好在治疗一个月后复查，病灶达到完全代谢缓解。那一刻我以为，终于看见出口了。可是没过多久，骨髓和影像检查又陆续出现异常。

2024年，我又先后接受了第二次、第三次通用型CD19 CAR-T。治疗后也曾出现阶段性缓解，可疾病始终没有得到持久控制。三次细胞治疗，三次从希望走向不确定。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刚爬出深坑，脚下却又松了。

到2025年初，发热、乏力、淋巴结肿大再次出现。检查提示多处淋巴结、脾脏和骨髓受累，骨髓里的异常B细胞比例很高，外周血也出现异常细胞。我已经接受了那么多治疗，淋巴细胞数量和功能越来越差，血小板也很低。那时我最害怕的，不只是病情进展，而是医生告诉我：“能试的差不多都试了。”

就在我快要丧失信心时，原来的主治医生建议我去北京高博博仁医院找张亚晶主任。来之前，我不是没有犹豫过，但那位医生对我说：“你去试试，亚晶医生很好的。”我想，既然还有人愿意替我指一条路，我就再往前走一步。

3、来到博仁后，第一条路仍然没有走通

2025年2月底，我见到了张亚晶主任。她没有只看眼前的一张检查单，而是把我从确诊开始的病理、用药、每一次缓解和进展重新梳理了一遍。她告诉我，治疗不能只看“还有什么药”，还要看现在的肿瘤负荷、靶点表达、淋巴细胞条件和身体承受能力，再决定怎样把几种手段衔接起来。

团队最初的计划，是先尽量降低肿瘤负荷，再争取一次自体CD19 CAR-T治疗。为了这次机会，我先完成淋巴细胞采集，又接受减瘤和清淋预处理。2025年4月7日，自体CD19 CAR-T顺利回输。

可回输以后，连续多次监测都没有看到CAR-T细胞有效扩增。泊马度胺刺激后，仍然没有出现预期反应。我心里一下子凉了：费了这么大力气，好不容易走到回输这一步，细胞却没有“长起来”。

张主任和团队没有停在“失败”两个字上。第12天，他们抓住治疗窗口，及时衔接回输通用型CD19 CAR-T。新的细胞在体内出现了扩增，我也经历了高热、渗漏综合征、腹泻和血压偏低等反应。在团队严密监测和支持治疗下，情况逐渐稳定，脾脏明显回缩，血象也比之前改善。

但这一次的效果同样没能持续。后来监测不到CAR-T扩增，再次刺激也没有反应，血小板反而明显下降。希望刚出现，新的困难又横在面前。

过去我遇到这种结果，第一反应常常是“又失败了”。张主任却会和我分析：这一步虽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结果，但它带来了哪些变化，接下来还能利用什么条件。她从不轻描淡写，也不会给我不切实际的保证；可她总能让我知道，眼前这条路走不通，不代表所有路都断了。

4、要继续往前，先解决横在路上的巨脾

那段时间，我的脾脏一直很大，既与肿瘤负荷有关，也持续影响血细胞恢复。血小板太低，很多治疗难以安全推进；脾脏的问题不解决，后面的路会越来越窄。

张主任和团队反复评估后，认为脾切除不只是处理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在为后续治疗腾出空间。她积极联系医联体医院、沟通手术。听到要开腹切除脾脏，我特别害怕。肚子上要有那么长一道切口，我担心自己身体已经这么差，会不会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

手术前，张主任一直给我发信息，反复告诉我：“要挺住。”

人最脆弱的时候，医生的一句话真的能托住你。它并不能替我承担疼痛，也不能保证结果，但会让我觉得，我不是被一个人留在黑暗里。有人清楚前面的风险，仍在和我一起想办法，也相信我还能迈过这一关。

2025年5月26日，我顺利完成全脾切除。术后，血象和全身状态逐渐改善，发热、盗汗等症状减轻，体重也慢慢增加。更重要的是，这次手术为后续治疗创造了条件。回头看，这不是“没有药了才去做手术”，而是团队从整个治疗链条出发，为下一步重新打开空间。

5、靶点会变，方案也必须跟着变

脾切除后，复查仍发现骨髓和外周血中有微量异常B细胞。因为肿瘤仍表达CD22，团队决定尝试CD22 CAR-T。2025年7月回输后，CAR-T细胞一度扩增，但很快又检测不到；药物刺激和补输剩余细胞后，仍没有获得持续扩增。

接下来的几个月，病情像拉锯一样反复。团队根据外周血、骨髓和PET-CT结果，先后调整靶向、抗体及细胞免疫治疗。有时异常细胞暂时下降，随后又上涨；有时一个看起来有希望的组合，做完几疗程仍达不到预期。更棘手的是，持续治疗之下，肿瘤的表型和靶点也会发生变化，原来可利用的CD19表达出现改变，过去有效或理论上可行的路径不再适合照搬。

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医生总要抽血、做骨穿、重新检测靶点。后来才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滤泡淋巴瘤”标签，而是一个在治疗压力下不断变化的对手。每次进展后，都要重新回答：肿瘤现在在哪里？还表达哪些靶点？我的血象和器官功能能不能承受下一步？怎样既控制疾病，又不给后面的治疗把路堵死？

2026年5月，检查再次提示疾病进展，骨髓中异常细胞上升，PET-CT也出现新病灶。团队没有沿用已经失效的旧方案，而是结合新的靶点检测结果，选择奥加伊妥珠单抗联合靶向治疗。第一周期后，外周血异常细胞明显下降；6月复查时，外周血免疫分型一度未见异常。

这仍不是终点。治疗也带来了血小板下降，药物费用和不良反应都需要现实权衡。团队据此暂缓部分给药，并重新安排后续维持策略。对我来说，这次变化最重要的意义，是证明还有能够撬动病情的方向；而真正的治疗，是在疗效、安全、身体状态和生活承受之间不断找到新的平衡。

6、比方案更珍贵的，是每次快撑不住时都有人说“再坚持一下”

这几年，我用过的治疗方案多到自己都记不清。我常和管床医生开玩笑：以后如果情况稳定了，我这段经历大概够写一篇很长的论文。可玩笑背后，也有数不清的害怕、失眠和崩溃。

每次复查结果不好，张主任不会只说“再换一个方案”。她会告诉我为什么要换、还有哪些选择，也会主动问我经济上能不能承受，在保证医疗安全和治疗方向的前提下尽量替我考虑。她总是笑着和我说话，还送给我一只“转樱鸭”——谐音“转阴呀”，让我别把每一次检查都变成压在心口的石头。

医生护士也会认真听我说身体哪里不舒服、心里在怕什么，再一点点解释。长期治疗最怕的，是患者觉得自己只是检查单上的几个数字，或者每次进展后就被留在原地。在这里，我能感觉到他们不仅在看肿瘤有没有下降，也在看我这个人还能不能吃得下、睡得着、走得动，还有没有勇气继续。

（张亚晶主任送给王女士的“转樱鸭”）

如今，我的体重已经从最低时的90斤恢复到110多斤，精神、体力和食欲都比刚来时好。有时我在病区外散步，别人会把我当成陪护，知道我是患者后反而不敢相信。病还在，治疗也没有结束，但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盯着下一张检查单等一个判决。

回头看这六年，我最想告诉病友三句话。

第一，允许自己害怕，但别让害怕替你作决定。我也崩溃过很多次，可饭还是要吃，觉还是要睡，能走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身体和心气，都是继续治疗的本钱。

第二，不要把自己困在唯一一条路上。疾病会变，身体条件会变，治疗也要跟着变。多了解、多沟通，找到真正理解你病情、愿意从全程替你考虑的团队。

第三，活着本身就有力量。也许今天还看不到最后的答案，但只要还有合理的办法，就值得再向前一步。

（王女士与前来探望的家人合影）

我和肿瘤之间的较量还没有结束。可现在我明白，希望并不是等到看见一个确定的结果才开始相信，而是在仍有不确定的时候，愿意和那些没有放弃你的人一起，再走一步。病情怎么变化，不完全由我决定；但今天怎样生活、下一步是否继续向前，我仍然可以作出选择。

程芳芳主治医师病例点评——

王女士属于典型的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但其治疗难度又远高于一般的多线复发病例。她病程长、既往治疗线数多，淋巴瘤反复累及骨髓和脾脏；转入我院时肿瘤负荷高，并伴明显血小板减少、免疫功能受损及淋巴细胞数量和功能不佳。这些因素不仅降低药物疗效，也直接限制细胞采集、制备、体内扩增和后续治疗选择。

团队首先通过减瘤为细胞治疗创造条件。自体CD19 CAR-T回输后未见有效扩增，我们依据当时的疾病状态和治疗窗口，及时衔接通用型CD19 CAR-T，使脾脏和血象一度获得改善。随后，巨脾及血小板减少成为继续治疗的主要瓶颈，团队推动患者接受全脾切除。术后，她的发热、盗汗、血象、体重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也获得了继续接受CD22 CAR-T及后续序贯治疗的身体条件。此后我们持续依据外周血、骨髓、影像和靶点检测调整治疗，而不是机械重复既往方案。近期新方案使外周血异常细胞明显下降，但仍需继续动态观察。

这一病例提示，复杂复发病例的治疗目标不能只盯住某一种药或某一次细胞回输。更重要的是识别每个阶段最关键的矛盾，在控制肿瘤的同时管理感染、血象和器官功能，尽可能维持患者的可治疗状态，为下一次有效干预创造机会。患者和家属长期以来的信任、理解与配合，也是这条路能够不断向前的重要基础。

——张亚晶主任团队 程芳芳主治医师

张亚晶教授点评——

不预设终点，在变化中持续寻找更优解

滤泡性淋巴瘤通常被认为是一类病程相对缓慢、治疗选择较多的惰性淋巴瘤，但“治疗选择多”并不意味着所有患者都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缓解。王女士确诊时即为Ⅳ期并累及骨髓，一线免疫化疗后很快进展，此后对多种不同机制的治疗反应短暂，提示其疾病具有较强的难治特征。随着治疗线数增加，她又逐渐出现高肿瘤负荷、巨脾、骨髓受累、血小板减少、免疫球蛋白缺乏、淋巴细胞数量和功能受损，以及肿瘤靶点和表型变化。我们面对的因此不是单一的“选什么药”问题，而是疾病生物学、既往治疗损伤和患者整体承受能力相互交织的系统问题。

对于这样的患者，治疗不能被理解为一个个彼此孤立的方案，也不能把希望全部押在某一次细胞回输上。我们的核心思路是全程序贯管理：先判断当下最需要解决的矛盾，再考虑如何利用减瘤、靶向药物、抗体药物、细胞治疗、外科干预和支持治疗之间的协同，为后续步骤创造条件。王女士的自体CD19 CAR-T未能有效扩增，如果只以这一结果判断，似乎治疗已经走到死角；但结合当时的治疗窗口及时衔接通用型CAR-T，仍然获得了脾脏回缩和血象改善。其后实施脾切除，也并非对药物治疗的简单替代，而是为了缓解巨脾和血细胞消耗所形成的瓶颈，改善全身状态，重新打开后续治疗空间。

复发难治淋巴瘤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肿瘤并非静止不变。治疗会对肿瘤形成选择压力，靶点表达、克隆构成和微环境都可能随之改变。因此，每一次进展都必须重新评估，而不能仅凭最初的病理标签或过去的靶点结果制定方案。我们需要持续回答四个问题：疾病目前主要累及哪里，肿瘤细胞还表达什么，患者现在能够承受什么，以及这一步治疗会不会影响下一步。王女士后续出现CD19表达变化，我们便依据外周血、骨髓、影像及新的靶点检测寻找其他可利用方向。近期方案取得阶段性效果，说明动态检测和及时调整具有价值；同时，血小板下降和经济可及性又要求我们重新权衡强度与节奏。这种调整不是退让，而是长期治疗中必要的风险管理。

细胞治疗也不能只关注“有没有靶点”。细胞来源与质量、既往治疗对T细胞的影响、体内能否扩增及持续、肿瘤负荷、免疫微环境和感染风险，都会决定最终结果。一次未扩增不等于所有细胞治疗都无效，一次缓解也不意味着后续可以停止监测。真正的个体化，是把这些变量放在同一张治疗地图上，根据患者每个阶段的状态动态排序，而不是简单叠加药物。

我们同样重视“人”的状态。控制疾病当然重要，但能否正常进食、睡眠和活动，血象能否支持下一步治疗，感染能否得到预防，患者是否理解方案、能否承受费用和心理压力，都会影响治疗能走多远。医生的职责不仅是开出一个理论上有效的方案，还要帮助患者在疗效、安全性、生活质量和可及性之间作出清醒的共同决策。很多时候，一句鼓励不能替代药物，却能让患者保留接受下一次治疗的勇气；这种信任并非医学之外的附加项，而是长期治疗能够实施的重要条件。

我们常说：“只要患者不放弃，我们就不会放弃。”这句话不是承诺每一种治疗都一定成功，也不是在缺乏依据时无止境地增加治疗，而是承诺不轻易用一次失败给患者的全部可能性下结论。只要患者仍有治疗意愿和可干预空间，我们就会在科学评估、风险控制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继续寻找更合理的下一步；即使需要放慢节奏，也要尽力保护她继续生活和继续选择的能力。对于复发难治淋巴瘤，真正有价值的“不放弃”，正是在变化中不断识别问题、创造条件，并和患者一起把一条很长、很难的路稳稳走下去。

——张亚晶教授

专家简介

张亚晶

高博医学（血液病）北京研究中心北京高博博仁医院肿瘤&免疫·创新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中国药科大学硕士生导师、北京市科技新星。

长期聚焦细胞与免疫治疗在肿瘤及自身免疫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与转化研究。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课题等7项；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Blood》《Leukemia》《JEM》《STTT》等国际医学期刊发表多篇SCI论文。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研究员，并在多个国家级学术组织担任常委或委员。

程芳芳

高博医学（血液病）北京研究中心、北京高博博仁医院肿瘤&免疫·创新医学中心主治医师，血液学硕士。

专注于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等恶性血液病的精准诊断，以及细胞免疫治疗与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综合应用；在重症血液病患者危重症救治与移植支持治疗方面具有扎实的临床经验。